基层民主协商不仅仅是“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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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5

主动担当,有时就要面对风险。“当前,改革进入深水期,困难矛盾交织叠加,想要快速推进改革工作,实现改革目的,迫切需要一批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善于作为的干部迎难而上,这也是基层面临的实际情况。”宁晋县委书记唐树元认为。2017年3月,宁晋县出台《宁晋县干部容错(误)免责办法(试行)》,给愿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干部以“试错权”。然而,办法出台后,在一些难以推进工作的适用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

  另一家绿媒似乎感到了“屈辱”,在标题中强调“与海地签署联合公报,蔡英文承诺60天内规划合作条件”,文章专门列出了许多网民的嘲讽和不满。

  随着改革攻坚不断深入,政策法规健全、军民协同创新、规划计划衔接、资源共建共享等目标将会进一步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也一定能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和谐共赢”的军民融合发展生动格局。(房永智)原标题:军转民效益凸显民参军热情高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孕育重庆经济新动能一套由无人机、无人车、防爆车组成的无人作战系统,顺利完成了原定作战计划。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姜琳)国家电力投资集团10日发布的“海外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末,国家电投境外资产总额已达780亿元,海外业务涵盖41个国家和地区,2017年实现境外营业收入亿元。据国家电投国际部副总经理黄国芳介绍,近年来,公司充分发挥核电和常规电全产业链优势,通过绿地投资、股权并购和等方式,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推进国际化经营。目前,国家电投已形成“一带一路”沿线、环经济带、欧洲区域和非洲区域的海外业务布局,为国际市场不断贡献绿色能源。截至2017年底,国家电投共设有47个海外机构及13个海外代表处。海外在运电力装机容量近302万千瓦,全部为清洁能源;在建装机容量约1290万千瓦;正在执行的电站工程承包项目12个,装机容量1288万千瓦;另有电站咨询设计、运维培训及其他服务项目36个。

  “春节期间让观众欣赏到一场高精尖的艺术作品,又富含中国传统文化,更有年味儿”。  除了高水平舞蹈,本场晚会融入《我和我的祖国》、《那就是我》等表达依恋祖国、思念故乡情怀的歌曲,引发现场观众共鸣。  歌唱演员崔京浩告诉记者,《那就是我》表达游子思念母亲、思念故乡的感情。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选择演唱这首曲目,更多了一层“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寓意。  当崔京浩站在台上唱出“我思恋故乡的小河……”,台下不少观众默默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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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徐悲鸿已经成为一个敬仰的名字。中国最有名的大画家之一、美术教育大家、中央美术学院的老院长,画《奔马》著称,然而这些名称之后的徐悲鸿究竟怎样?近日举行的“纪念徐悲鸿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则给了艺坛一次机会,再度走近徐悲鸿。A面艺术家《奔马》、《徯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作品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然而,它们为何如此有名?徐悲鸿的艺术成就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和中央美院教授喻红的回答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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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基层民主协商实践中,民主恳谈会、民情通报会、社区议事会等蓬勃开展,成为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

但实践中一些人认为,基层民主协商就是开情况通报会、通气会、发布会;一些人认为,基层民主协商就是让参与者发表意见、表达看法,给群众提供一个发声的机会;有的地方重视协商平台建设,却忽略协商机制优化,表面上热热闹闹,但实际成效甚微。 这些现象实质是将基层民主协商简化为“协商”,以为只要有了协商就是基层民主协商。 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

基层民主协商是在党的领导下,基层干部群众、各阶层代表等围绕基层公共事务或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合适的方式依法依规进行协商讨论,形成共识并尽可能作出决策,进而维护和发展整体利益。 基层民主协商是基层民主实践的常见形式,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

但基层民主协商不是协商了就了事,协商只是其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是全部,狭隘理解不利于基层民主协商健康发展。 实际上,基层民主协商包括理性沟通、偏好转换、达成共识和促进决策等内容。 理性沟通是基层民主协商的基础。 民主协商离不开沟通。 一些地方着力搭建沟通平台,推动群众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主动性。

但由于只看到协商的外壳而忽略了理性沟通的内核,在热闹参与的背后,是理性沟通较为匮乏的现实。

理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精髓之一。

“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 崇尚理性是基层民主协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仅有协商而无理性沟通,哪怕发表的意见、表达的看法再多,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协商。 偏好转换是基层民主协商的重点。

多元化的社会必然具有多样化的需求偏好。

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正是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重要原因。 偏好转换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促进协商主体在平等氛围中,通过理性表达、沟通和讨论,求同存异,寻求最大公约数。 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江苏南京的农民议事会、四川遂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都是近些年出现的鲜活例子。 实践表明,“通报、发布”只是一种单向的意见传达,基层民主协商需要的是双向互动。 缺乏不同意见的交流碰撞和偏好转换,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民主协商。

达成共识是基层民主协商的核心。

基层民主协商的核心在于,引导协商主体围绕公共议题或利益相关问题,通过交流沟通,深化认识、达成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实践表明,不能达成共识的民主协商没有意义,也没有生命力。 如果将基层民主协商仅仅看作是让参与者发表意见、表达看法甚至发泄情绪,那就是对民主协商的一种扭曲。

从一些地方的实践来看,成功的基层民主协商基本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实现了偏好转换,进而达成共识。 能不能达成共识,成为检验基层民主协商科学规范与否的重要标准。 促进决策是基层民主协商的取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这说明,基层民主协商与决策之间具有较强的逻辑关联。

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群众利益根本一致的政治基础以及“和为贵”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基层民主协商崇尚合作、达成共识、促进决策的价值理念和目标追求。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协商,当然希望能达成共识、促进决策。 如果仅仅将基层民主协商看作信息通报、意见表达,这样的协商沟通再多也仅仅是情绪的宣泄场、意见的收集箱。 (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