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风尚的“支那”,为何会变成对中国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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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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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获悉,今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五部门在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据了解,《规范》的编制和发布旨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强化公民生态环境意识,引导公民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共包括“十条”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附全文: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第一条关注生态环境。关注环境质量、自然生态和能源资源状况,了解政府和企业发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学习生态环境科学、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健康风险防范等方面知识,树立良好的生态价值观,提升自身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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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什么是存托凭证?  答:2018年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8〕21号),对存托凭证进行了界定,明确存托凭证是指由存托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中国境内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  存托凭证与股票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答:存托凭证与股票均为权益性证券,但与股票相比,还存在一些差异:一是参与主体增加了存托人和托管人,分别承担存托职能和托管职能;二是存托凭证的持有人尽管可以实质上享受基础股票的分红、投票等基本权利,但因不是在册股东,不能直接行使股东权利,而须通过存托人代为行使。  什么是红筹企业?  答:根据《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8〕21号)规定,本意见所称红筹企业是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境内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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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支那一词,大家都会认为这是日本对中国带有侮辱性的蔑称,所以对这个词语的第一反应就是反感。 但事实上,支那的感情色彩在不同历史阶段是不同的,尤其是在清朝末年,它甚至还曾经是革命者的风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支那是日本对中国人尤其是汉人的称谓,也有除了东北、蒙古以外关内汉族人聚居区的地域概念。

史学界一般认为,支那一词最早起源于印度。 古代印度称中国为chini,据说这是来自秦或者晋、荆的音译。 在《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罗摩耶那》等印度古籍里都出现了支那一词。 在中文古籍里,《大唐西域记》有: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至那即是支那的谐音。 后来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法语和英语中的China都是出自古代梵语的chini。 所以,支那并不是从英语的China音译而来的,正相反,China其实是从支那发展而来。

唐朝以后,很多日本僧人和学者来中国学习,从汉译典籍里学到了支那一词。 到了宋元时代,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日本人还不常见,只有少数大学问家和高僧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才会用支那来称呼中国。

在这个时期,支那一词不但没有侮辱性质,反而带有几分尊崇之意。

到了清朝末年,不少立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丝毫没有觉得支那是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反而认为支那带有革命性。 当时很多反清人士到了日本之后要做的两件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剪辫子和自称支那人,将支那和清朝对立起来,以此表示与清朝的决裂。

1902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会上宣誓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是从南明永历政权覆灭的公元1661年算起的,换言之,他把明朝看作了支那。 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一本杂志,取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来发展成同盟会的党报《民报》,杂志名称上都用了支那,充分说明当时支那并没有蔑视意味。 就连立宪派的梁启超也曾在文章中写下过: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

并且还用支那少年作为笔名。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很少用支那来称呼中国,更多的是用汉、汉土、唐土、中土,或者相应的朝代名称如隋、明、清等。

有种说法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的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但日本政府1913年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决定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甚至还有支那共和国的称呼,由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 但是直到民国初年,中国人对支那的说法还没有今天那样反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孙中山在1914年与时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来往信件中,仍然多次使用了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支那国民以及支那人等词语。 也许有人会问,日本为什么不用中国来称呼中国?因为古代日本效仿唐代的行政区划,将全日本分为68个国,其中一个国就叫中国,位于今天本州岛的西部,包括鸟取县、岛根县、冈山县、广岛县、山口县等五个县,面积大约有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 支那一词的褒贬变化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 随着日本受西方影响越来越大,原来对中华文化的敬仰也就逐渐淡薄,尤其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一些军国主义书籍著作中开始称中国为支那,并且还把中国与懦弱卑下之类的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中国的轻蔑和疯狂的征服野心。 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败中国,对中国的敬畏之心更是荡然无存。

明治维新之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普遍使用,其中所带有的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情感也逐渐浓厚起来。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首先提议抵制和废弃用支那来称呼中国。

此后,郁达夫也在小说《沉沦》中提到: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中国民间也逐渐开始意识到支那一词中的轻蔑,因此对这个词语的反感也日趋强烈。

1930年,国民政府专门照会日本政府:如果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将断然予以拒绝。 在中国如此强烈的要求下,日本政府开始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上使用中华民国称呼中国,但民间仍是盛行使用支那,口语中的轻侮意味不言而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揭开了侵华的序幕。

随着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和日军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愈发不把中国政府的要求放在心上,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民间报纸都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这样的说法也蕴含着作为胜利者的得意。 1912年清朝被推翻后,日本军方将原来的清国驻屯军改称支那主驻屯军;日军对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也是叫作支那事变;战争期间关于中国战场最著名的画报叫做《支那事变画报》;再如全面抗战爆发后组建的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支那派遣军以及海军的支那方面舰队,清一色都是用支那来称呼中国。

对于这些部队的番号,我们更习惯使用华北方面军、华中方面军、华南方面军、中国派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些部队的真正番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法了日军对中国的轻蔑,在这一时期支那一词的侮辱性也是达到了最顶峰。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后确认支那的称谓含有蔑意,因此于1946年责令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日本政府随即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从此以后,支那一词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但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右翼人士又开始采用支那的称谓,自然会激起中国人对这个词语的历史记忆。